海外新冠肺炎日益蔓延，感染人数不断攀升。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在最近的采访中表示，全球疫情高峰还没有到来，控制基本上要两年左右。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疫苗的话，我们还将和病毒共存很长一段时间。

 

　　人类这个群体，自诞生以来，就受到各种传染病的侵扰：鼠疫、天花、霍乱、麻风、白喉、梅毒、斑疹伤寒、疟疾、狂犬病、肺结核、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

 

　　17 至 18 世纪之间，一场猛烈的天花疫病席卷亚欧大陆，中国北方成为天花的重灾区。

 

　　

 

　　年幼的康熙不幸感染了天花，为了避痘，他不得不离开父母，由奶妈带到宫外哺养，直到出了痘才又回到宫中。因为避痘而未能在父母膝下承欢，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富兰克林·D.罗斯福，那位坐在轮椅上治理国家的总统，就是在39岁时因为可怕的脊髓灰质炎而瘫痪的。

 

　　

 

　　到 21 世纪，才短短 20 年，已经发生了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病、以及正在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等几次大的全球性瘟疫，在我们自认为控制了大多数传染病的今天，面对接踵而至的灾难，不能不感到惊恐。

 

　　千百年来，人们与病毒抗争、博弈、共存，人类的社会文明和历史进程也被这些看不见的威胁影响着。

 

　　如果不是疫苗的出现，人们可能仍然处在病毒笼罩的漫漫长夜中。

 

　　疫苗最早是如何产生的？

 

　　疫苗的发现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1796 年英国医生詹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将正在出牛痘的女孩皮肤上的水泡中的液体，接种到一个 8 岁健康男孩身上，堪称医学史上最为冒险的一次实验，世界上第一支疫苗由此诞生，詹纳也被后人誉为“免疫学之父”。

 

　　

 

　　展现詹纳给人们种痘的画作

 

　　疫苗接种的原理很简单：

 

　　一个人注射或者吞服特别少量的某种病毒——可以是灭活的病毒，也可以是减毒的活病毒——就会产生相应的抗体。他以后接触到野生的、具有致病性的这种病毒，抗体就会攻击入侵细胞的病毒，阻止它们致病。

 

　　制备有效疫苗，道阻且长

 

　　疫苗接种的原理看似简单，但制备有效的疫苗却绝不简单。1960 年代初，在美国发生的多起悲剧能充分说明这个事实。

 

　　1942 年，多达 33 万名美国军人暴露在乙型肝炎病毒的威胁之下，原因是他们接种的黄热病疫苗遭到用于稳定疫苗的血浆污染。一些血浆的捐献者携带了乙肝病毒。接种过受污染疫苗的军人中，约 5 万人患上了危险的乙肝，有 100 至 150 人因此丧命。

 

　　1955 年，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卡特制药公司生产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包含活体致病病毒，导致 192 人瘫痪，其中包括许多儿童，10 人死亡。参与监管卡特公司制药流程的所有高级别政府雇员，上至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与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都因此丢掉了工作。

 

　　

 

　　1950 年代，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家伯尼斯·埃迪和同事埃迪因发现并公开谈论制备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猴肾中潜藏致癌病毒，而遭到降职

 

　　1961 年夏，美国人得知，用于制备著名的索尔克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猴肾细胞里通常含有猿猴空泡病毒 40（SV40）。数千万美国儿童已经注射了受污染的疫苗，而在陪审团还未确定受污染疫苗对健康的长期影响时，未知风险就已经让美国及其他地方的监管者忧心忡忡了。

 

　　在探索有效疫苗的道路中，人类曾付出过巨大的代价。我们如今能接种到有效疫苗，背后有无数人的付出乃至牺牲。

 

　　那个孩子从未出生，却救了数亿人的命

 

　　美国知名医学记者梅雷迪丝·瓦德曼在《疫苗竞赛：人类对抗疾病的代价》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生动的、仿佛发生在昨天的疫苗发展故事。

 

　　20 世纪 60 年代，一场风疹疫病席卷美国，成千上万儿童受到伤害。在政府机构的支持下，科学家们竞相研发风疹疫苗。

 

　　

 

　　这块政府投资的广告牌是一场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旨在呼吁于 1970 年风疹流行之前，为数百万人接种新获批的风疹疫苗

 

　　然而此前的疫苗普遍都是由动物细胞制备而成，由于动物细胞本身就常常携带许多潜藏病毒，这反而为大规模接种疫苗的人们带来无妄之灾。

 

　　如何研发出不受污染的、安全的风疹疫苗？

 

　　年轻的儿科医生斯坦利·普洛特金正为此发愁。他亲眼看到没有疫苗，病患们经历着什么样的疾病和痛苦。

 

　　这时候，一位瑞典女性自愿选择了中止妊娠。谁也没有想到，她未出生的女儿，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挽救了数千万人的生命。

 

　　这个流产胎儿的肺叶被送到威斯塔研究所，科学家伦纳德·海弗利克利用它培育出了一种后来改变了疫苗史的可再生细胞系——WI-38细胞系。海弗利克利坚信，与经常携带潜藏病毒的动物细胞相比，正常人的细胞在用来制备抗疫病毒疫苗方面更洁净、更安全。

 

　　

 

　　年轻的 WI-38 细胞装在安瓿中冷冻，1962 年

 

　　历经种种艰难，斯坦利·普洛特金使用 WI-38 细胞系成功研制出有效的风疹疫苗，这些疫苗接种给了超过 3 亿人。截止到 2015 年，仅仅默克公司生产的这种风疹疫苗就已经超过 6.6 亿剂。普洛特金后来也被誉为“疫苗教父”。

 

　　

 

　　华盛顿大学遗传医学荣休教授斯坦利·M.加特勒在读完《疫苗竞赛》以后这样说道：

 

　　“斗争的精彩故事讲完了，其中一个重要话题是，人用疫苗应该用人类还是动物细胞来制备。本故事的主人公是伦纳德·海弗利克，他主张使用人细胞。我们应该庆幸，他获胜了。”

 

　　是的，安全的风疹疫苗被研发出来了，故事到这里似乎也可以结束了，然而，一种疫苗从研发出来到正式投入市场使用，这其中还有着漫长的路要走。

 

　　就像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制备的脊髓灰质炎疫苗，1962被研制出来，到了1972年才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得以上市，距离被研发出来已经过去了十年。

 

　　马里兰大学病毒学教授艾伦·施马尔约翰看来：

 

　　“要我说，疫苗学并不是火箭科学。它比火箭科学难得多。”

 

　　疫苗研发的背后，科学、政府、商业公司之间有着怎样的利益角逐？

 

　　50 多年前的疫苗故事，对今天新冠疫情笼罩下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启示？

 

　　利用流产胎儿来制备，以孤儿、囚犯、智障者等进行的人体试验，历史中的疫苗研发实验又存在着怎样的医学伦理问题？

 

　　答案尽在《疫苗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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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科普报道典范之作

 

　　斯坦福、牛津出身医学记者

历时九月采访当事人、搜集一手资料、实地访问

生动再现疫苗研发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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